贯休是哪个朝代的
贯休虽以艺僧著称于世，然透过其诗歌及书画艺术创作的一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在禅修实践及佛教义学方面均有着极高的造诣。贯休是哪个朝代的呢？下面是我整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激唤 唐末五代
贯休(832～912)，中国唐末五代前蜀画家、诗人。俗姓姜，出家为僧，号“禅月大师”。婺州兰豁(今浙江兰溪)人。出生于诗书官宦人家，七岁即入兰溪和安寺从圆贞长老学佛。自幼聪明伶俐,记忆力超群,又好作诗,与僧友处默经常唱和,相得益彰,因而十五、六岁时即有诗名。二十岁受具足后,开始漫游。先入浙东五泄山寺,修禅十年。后游学洪州钟灵山,不久,又北上西北、蓟北等地,后又折回家乡东阳居数年。黄巢起义攻陷东阳后,辗转流离于山野之中。昭宗乾宁二年,在荆门依附成汭并与吴融学士交往唱和,此后不久因得罪成汭而出走。天复三年入蜀,深受蜀主王建的礼遇,赐号“禅月大师”。于前蜀永平二年,卒于蜀中,时年八十有一。有诗集《禅月集》存世,现存诗共计735首,在唐五代诗僧中,数量之多仅次于齐己。
贯休博学多才，工书法，擅草书；善绘画，长于佛像，尤以画罗汉像出名。所画罗汉庞眉深目，隆鼻突颚，形象古怪，自称得之于梦中所见。今流传有多种摹本的十六罗汉像及石刻画。与齐己、皎然并称为“唐三高僧”，后人编纂《唐三高僧诗集》。《唐才子传》称赞他“一条直气，海内无双。意度高疏，学问丛脞。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乐府古律，当时所宗……果僧中之一豪也。后少其比者，前以方支道林不过矣”。贯休有文集40卷，当时的著名诗人吴融为之序，称《西岳集》。后贯休弟子昙域重加编辑，称《宝月集》。贯休以吟诗见长。他的诗虽多为咏物、咏景或与僧俗诗友唱和之作，但也常触及世事。如他曾作《酷吏词》以讽荆州节镇高季兴：“……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韩娥唱一曲，锦段鲜照屋。宁和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惟哭，亦白其头，饥其族，所以祥风不来，和风不变。蝗兮蠈兮，东西南北。”
贯休的诗歌,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成两大类:禅诗和世俗诗。禅诗约占其诗歌的三分之一,与其他僧人的禅诗比较起来,贯休禅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用组诗的形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僧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对禅理禅趣的体悟;其二是体现出浓重的禅情。先前的僧侣虽然不乏有描写僧人山居生活的诗歌,不过,基本上都是单首的`诗歌,在诗歌中比较全面地描写僧人隐居生活的,不能不推贯休为第一。而且贯休采用的是律诗的组诗形式,这在贯休以前的诗僧中是没有的。如《桐江闲居作十二首》、《山居诗二十四首》等。其中以《山居诗二十四首》尤为突出,整组诗几乎能完整地反映出僧人隐居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上也已趋向成熟。贯休的禅诗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即诗中折射出浓浓的禅情。这些诗主要集中在中、晚期,反映了贯休对大德、高僧们的仰慕之情以及对僧友们久别未逢的相思和对故友的怀念之情。如《寄大愿和尚》、《送僧之湖南》等。贯休的这些禅情诗实际上是其世俗友情诗的延伸。贯休不仅写有禅诗同时还写有世俗诗,而且他的世俗诗从数量来说还远远超过了他的禅诗。
贯休禅师（832～912），唐末五代高僧。字德隐，号禅月。婺州（浙江金华）兰溪登高里人，俗姓姜。登高里在兰溪县西，属太平乡（今属游埠镇）。而姜氏亦为兰溪大族，代有名人出焉。贯休禅师幼年，尝从其父研习儒典，受孔孟儒家思想观念的熏陶，很早便养成一明敬凯种坦荡刚直的个性气质。这从其后来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我本是蓑笠，幼知天子尊。 学为毛氏诗，亦多直致言。”（《阳乌烁万物》，见《禅月集》卷二）
据贯休弟子昙域禅师在《禅月集后序》所说：“（贯休）少小之时， 便归觉路于和安寺，请圆贞长老和尚为师。”宋·赞宁《高僧传》卷三十也有类似记载，并记贯休时年七岁便投圆贞法师出家，为其童侍。 那么“幼而颖悟”、深受父母“雅爱”的贯休，为何如此年幼便遁入空门？其出家因缘，史书均未有记载。有学者撰文认为，“依此推想，贯休禅师在幼年时，可能和玄奘大师一样聪敏绝群，异于一般常童，而且还强烈的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操稿码，使父母亲友叹为‘再来人’。为了成全其宿世善根，便送之入寺，再度为僧。这是一般佛教徒梦寐以求的好机缘，譬如南北朝时的南岳大师慧思，在其发愿文中，就祈求来生能够早遇正法，童真入道。所以，高僧传的作者认为休禅师能够七岁出家，是由于父母对他雅爱，是很有道理的。”谓正因为父母之雅爱，故送入佛门，以期早归觉路。笔者觉得此说过于理想，恐非实情。本文以为，送子出家乃贯休父母的无奈之举。贯休曾作有一首《行经弟妹坟》诗，曰：“泪不曾垂此日垂，山前弟妹冢离离。 年长于吾未得力，家贫抛尔去多时。 鸿冲碧汉霜中断，蕙杂黄蒿冢上褰。 恩爱苦情抛未得，不堪回首步迟迟”。（《禅月集》卷一九）这首诗，一般皆认为是休禅师出家后数年间，在和安寺所作。贯休出家时年方七岁，应该说还不是十分地懂得人间情味。等到他逐渐长大，意识到家庭之“恩爱苦情”时，方唤醒其“家贫”、弟妹早逝的“不堪回首”的幼年经历。于是便有了“泪不曾垂此日垂”的伤感之咏。贯休另在《鼓腹曲》也曾说过“我昔不幸兮，遭百罹苍苍留我兮”（《禅月集》卷四）等语。再结合贯休后来很多诗句中对酷吏和统治阶层的辛辣讽刺和批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他出家的原因，当与其家庭遭遇的变故与不幸有关。
贯休从小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诗才。“先师为童子时，邻院有童子法号处默，皆年十余岁，时同发心念经，每于精修之暇，更相唱和。 渐至十五六岁，诗名益着，远近皆闻。 ”（昙域《禅月集后序》）出家为侍童时，与同学处默邻院而居，于发心念经之余，每隔篱论诗互吟。受具足戒后，诗名渐扬，曾往豫章（今南昌）弘传《法华经》、《起信论》，悉尽奥义。
唐·乾宁（894～897）初年，曾谒吴越武肃王钱镠。其后，游黟歙，与唐安寺兰阿阇梨结道交。昭宗天复年间（901～904）入蜀，深受蜀主王建父子礼遇，“过秦主待道安之礼”（昙域《禅月集后序》），为贯休建龙华禅院，署号“禅月大师”，并常呼之为“得得来和尚”。梁·乾化二年（912）圆寂，时年八十一。蜀主王衍为贯休行官葬，塔号“白莲”。其诗文等被弟子昙域禅师汇编《禅月集》，原为三十卷。然其文集五卷已佚，余诗集二十五卷。另有补遗一卷，乃明代毛晋所撰。其生平事迹亦最早见载于其弟子昙域所作的《禅月集后序》，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十等亦有贯休传记之。
贯休一生云游四方，交结极广。因而其生平充满传奇色彩，身事多秩闻。他与当时的诗僧齐已结识，与当时的名诗人陈陶、刘得仁、方干、张为、韦庄等亦有交往。还与名诗人、内翰吴融友善，吴融因此为《禅月集》作序，称“贯休机神颖秀，雅善诗歌”，二人之间“商榷二雅，酬唱循环，越三日不相往来，恨疏。”
在贯休的生平交往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吴越王钱镠的交往及关系。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五“贯休”云：“钱镠自称吴越国王。休以诗投之曰：‘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蹈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镠谕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然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遂入蜀。”云贯休与钱王话不投机，然所记与赞宁《高僧传》有出入。《高僧传》卷三十载：唐乾宁年初（894）他曾谒吴越钱王，“因献诗五章，章八句，甚惬旨，遗赠亦丰。王立去伪功，朝廷旌为功臣，乃别树堂立碑，记同力平越将校姓名，遂刊休诗于碑阴。见重如此。”称贯休献诗并见重于吴越钱王。而今人傅璇琮先生则认为贯休向钱王献诗一事纯属后人伪托。那么贯休究竟有没有献诗并见重于钱王？本文认为，除《高僧传》、《唐诗纪事》外，古代相关文献多记载有贯休与钱王交往之事实，如钱俨《吴越备史》、宋·文莹《续汀山野录》、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等。贯休是吴越人，长期生活在吴越地区。中年以后，贯休经常过着“远游无定所”的飘零生活（《禅月集》卷十三《秋末入匡山船行八首》）。他在漫游江浙及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时，和许多当地的达官贵人有过交往，如饶州刺史卢知猷、睦州刺史冯岩、杭州刺史宋震、常州刺史孙徽，以及荆南镇将（节度使）成汭、蜀王王建父子等等，并写下了大量与这些权贵们的唱和之诗作，这类作品甚至占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多。由此不难看出，贯休向钱王献诗并曾为钱王见重是可信的。后来的情况很可能是，贯休在贺钱镠称吴越王的诗中，有不完全合乎钱镠意愿之处，而贯休亦不愿意曲意奉承。于是便离开吴越飘然入蜀。当然，贯休在西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敬重。如就封号来说，蜀王给贯休的封号亦当为历代僧人之最了。公元907年前蜀开国，太祖王建累加贯休“大蜀国龙楼待招、明因辨果功德大师、祥驎殿首座、引驾、内供奉、讲唱大师、道门子使选錬校授、文章应制大师、二街僧录、封司空、太仆卿、云南八国镇国大师、左右传真龙华道场对御讲赞大师兼禅月大师食邑八千、赐紫、大沙门”（《四部丛刊》本《禅月集》卷首附）这一串长达90多字的头衔堪称“寇绝古今”，足可见王建对贯休礼遇之隆盛。
贯休四处以诗干谒权贵以及所受的封赐，说明此时的贯休已不再是纯粹的超凡脱俗、远离红尘的僧人，而更像是一个志存高远、不甘寂寞的文士了。当然，贯休毕竟是一个出家人，而不可能有其它政治意图。他主要是以其杰出的诗画艺术而深受当时诸多文士及显宦的敬重，在与权贵的交往之中，他更多地是要寻求相互理解与尊重。因此他不阿谀奉承，而是随缘相处。他不仅不肯为投吴越王所好而改诗句，而且在荆南时亦因为得罪镇将成汭，被流放黔中。由此亦可见贯休个性率直、恃才自傲之一面。
此外，纵观贯休的一生，还曾有过多次隐居修行之经历。在唐会昌五年（845）即他十六岁那年，因朝廷强迫僧尼还俗，拆除寺院，销毁经像，即所谓“会昌法难”，和安寺亦奉敕遭到拆毁，不得已贯休随师入山潜修。此后，经常随乃师过着一种隐居式的修行生活。而这一时期的生活也令贯休终身难忘：“忆在山中日，为僧鬓欲衰。一灯常到晓，十载不离师。”（《禅月集》卷十）就贯休禅师追叙当年山居情形的诗看来，他们避难的山可能是浙中五泄山（今浙江诸暨一带）。不过，另有学者据清光绪版《遂昌县志》所载贯休之“唐山五首”诗作认为，其隐居地为遂昌（今浙江遂昌县）唐山翠峰寺，并且一住就是十四年。作者还认为贯休的十六罗汉图最早亦创作于此地。唐懿宗咸通四、五年（863-864）中，已过而立之年的贯休来到钟陵(南昌)，又过了数年“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禅月集》卷二三《山居诗》）的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并在此作《山居诗》二十四章。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六月，黄巢起义军攻陷睦州、婺州，为避战乱，贯休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他先是流浪江浙一带，后来又隐居江西庐山。 “广明中，避巢蔻，入庐山折桂峰……平常与贯休、处默、修睦为诗道之游，沈颜、曹松、张凝、陈昌符皆处士也，为唱酬之友。” 山居隐修生活是释门弟子修身养性，悟道参禅的重要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写诗作画也构成了贯休隐居生活的重要内容。
贯休还颇善机辩。陶岳在《五代史补》中曾这样评价道：“贯休有机辩，临事制变，众人无出其右者。”然而与贯休友善的同乡人、能言善辩的道士杜光庭则颇不服气，一直想寻机与贯休比试高低，以挫其锋。相传有一次，贯休与杜光庭一前一后骑马走在大街上。贯休的坐骑忽然拉屎，杜光庭在后面大呼：“大师，数珠落地！”贯休闻之，不慌不忙，反唇相讥道：“非数珠，盖大还丹耳”。杜光庭无言以对，顿觉大惭！这大概也可反映当时的佛道儒三教之间，虽有冲突却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社会文化。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贯休的籍贯问题。众所周知，贯休为吴越国兰溪人，晚处入蜀并寂于四川成都。因而后人在多处称贯休为“蜀僧贯休”、“前蜀贯休”。如赞宁《高僧传》为贯休写传，题为“梁成都东禅院贯休传”。其影响所至，以至于在今人的诸多著作中，多称其为“蜀僧贯休”。如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画家辞典》（浙江人民版）的“贯休”条则称其年代籍贯为“五代·前蜀”。实际上，贯休生在吴越，“本江南人” （吴融《禅月集序》），出家后亦长期在吴越一带生活游历，虽然曾到江西、湖北、湖南一带游历，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吴越地区（今江浙地区），直到70岁后方入蜀。因此贯休是个地地道道的江南人。“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一般情况下，应该称其为“浙僧”或“吴越僧”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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