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对教育有什么影响
古代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1)科举制培育与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进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2)科举制也制约和局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科举制耗费了士人几乎全部的精力，读书作官成为知识阶层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文化畸形发展；科举制极端维护了专制王权。在专制王权的高压下，科举制蜕变为扼杀人才的工具。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中国古代向来重视教育，重视历史文化知识与语言文学的艺术性。在科举制度下，考试是选官的基本途径，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籍与诗赋文章，普通人士只有通过寒窗苦读，才能实现跻身于社会上层的愿望，因此与科举考试相衔接的学校教育在古代被看做是科举人才的预备场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在唐宋之后的科举选官制度中得到真正体现，因而也就造成了中国人重视教育、勤奋读书的传统品质。唐朝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是进士科，进士科主要试诗文，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诗唐的形成确实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而在宋朝，科举考试由重诗赋转向重经义、策、论，以古体散文写成的策论成为科举考试决定性成绩。散文大家欧阳修就曾通过科举考试发现和提拔了一批才情横溢的古文作家，古文创作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自唐代中期开始的古文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唐宋时期是科举制成熟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唐时，随着科举的扩大，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刘晏等大批才学之士涌入仕途。宋代时更加推重科举制度，士子的地位和待遇空前提高，出现了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司马光、黄庭坚、程颐、沈括等第一流的文化科技人才，他们都是进士出身，从上面可知，科举制对唐宋文化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科举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局限科举制在中国古代曾经是个公平合理和积极有效的选官制度，它在维系民族传统文化，保证中国统一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因素日益突出，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蜕变为扼杀人才的工具。在王权政治之下，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无不受到权利的制约，政治地位是一切社会地位的根据，科举考试给人们，特别是寒门子弟提供上升的可能，于是读书、应试、做官成为一般读书人的理想之路，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得以金榜题名，但大部分士子却是经历着终老科场的失意。明代将八股文作为标准的考试文体，全文分为八个部分，总字数不得超过七百，并须遵照儒教经典著作中优美文章的即定风格，科举考试变成了一种僵化的依照老式正统观念的练习和死记“规范”经典，必须按照八股文形式机械刻板地进行论述，完全扼杀了想象力和创造性。汉以来众多的著名文学才子也常常名落孙山，考试落榜率急速攀升，因为制度本身缺少灵活性来容纳日渐增多的有志之士。另外，经学、文学和史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于是，广大士人用心学习的范围便不出这几个学科，而跟社会民生紧密相关的艺术和科技门类的知识文化由于远离科举而遭冷遇，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薄弱造成民族文化长期停留在经验与实用的层面上，民族文化缺乏健康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隋朝确立至清末1905年废除历经1300余年，深深地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土壤之中.科举制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都产生了极为深刻地影响。尤其是当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结合后，使学校教育沦为科举制的附庸，这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自隋唐起就是科举的教育。科举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使用时间最长、制度化最完善、影响范围最广的取士制度，它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官吏制度史上的重大成就。但是科举制本身就有其弊端，尤其是在明朝后期的八股取士可以说它不是以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为终极目标的，而是以培养“顺民”“奴才”为目标的。它用严格而僵化的内容规定和特殊繁琐的文体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才华匡定在封建纲常和礼教之中，消耗于空洞无用的格式之上。“科举必由学校”使的学校教育完全沦为科举制的附庸，从而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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