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徐宪平
徐宪平，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现为国务院参事。可是鲜有人知道，他在当年的“德隆事件”风险处置中还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宪平是地道的湖南人，也曾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我是湖南长沙出生，他当过长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更当过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说他是父母官，一点不为过。徐宪平的简历并不简单：1954年10月生，湖南隆回人，1973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当过知青，干过农活，在长岭炼油厂当过工人，然后从车间团支部书记开始，一路干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在经历了三年的湖南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历练后，开始在多级政府担任领导职务，先后出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湖南省计委主任、党组书记，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徐宪平（左）与作者合影
2009年5月，他上调北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他这次履新，出乎很多人意料。这是在中组部安排下，国家发改委和湖南省政府进行的一次干部“对调”。原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出任湖南省副省长，同时，徐宪平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当时看来，这种交流方式还不多，被外界评论为国家加强部委与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交流”的信号。果然，此后成为了一种“常态”。
简要介绍完徐宪平经历，现在要重点说说我和他的相识过程。说来话长，那是始于“德隆事件”。
2004年4月，曾经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德隆系股票崩盘，导致德隆轰然倒下。德隆由唐氏四兄弟于1986年创建于新疆乌鲁木齐。德隆集团鼎盛时，旗下拥有177家子公司、孙公司和19家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号称“股市第一强庄”。
2000年初，德隆在上海浦东注册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之后大力推行行业整合，风生水起，一度非常辉煌。但在实施并购过程中，扩张无度，导致最终资金断裂，陷入财务危机。德隆系旗下老三股（合金投资、湘火炬、新疆屯河）上演高台跳水、连续跌停、放量出逃三部曲，直至全面崩盘，并引发市场恐慌，系统性风险陡现（参见《我所认识的庄心一》）。
为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国务院成立处置德隆系公司风险专班，证监会参与其中。我当时在广东证监局任副局长，因为湘火炬和德隆参股的恒信证券在湖南，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范福春一句“湘人治湘”的提议，会里就把我紧急抽调出来，派到长沙当现场工作组组长。记得是上午在证监会开完传达国务院领导指示的工作会议之后，下午我就带上一个部下刘磊出发了。会里当时交代，作为现场工作组组长，我参与湖南局日常工作，“有临机决断之权”。
结缘于德隆风险处置事件
按规矩，到湖南第一站就是拜访省政府有关领导。和湖南证监局时任局长杨晓嘉等局领导简单碰头后，就立即向省政府分管金融和风险处置的副省长徐宪平报到，传达国务院和证监会有关指示和要求，希望在省政府指导和帮助下尽快开展工作。由此，认识了徐宪平。
初见徐宪平给人的第一印象，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目光深邃，面色冷峻，不怒而威。深入交谈下来，感到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与给人外表印象不同。
因为工作关系，在长达8个多月的“现场工作”期间，我多次见到徐宪平。间或我单独汇报，更多的是出席他召集的省市领导和相关部门参加的专题工作会议。那时处置这类大型风险经验不多，加之，涉及的钱多人多，情况复杂，社会关注度高，还有各种威胁甚多。我在长沙都没住家里，而是住在证监局招待所里，怕连累家人。颇有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味道。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德隆系湘火炬以及恒信证券、泰阳证券、湘财证券、财富证券等四家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和矛盾，稳步推进。徐宪平代表省政府亲力亲为，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善于倾听各方意见，又重担当、敢作为，让我领教不少，受益良多。
在长沙工作8个月后，因为证监会新成立专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办公室，也因为湖南四家证券公司处置工作已步入正轨，有序开展，证监会党委把我抽调回“风险办”工作，我和徐宪平接触就少多了。
2006年初全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对湖南四家证券公司最终处理方案提上日程。按各公司风险状况，我们办公室和现场工作组商量，分别提出处置建议，制定处置预案。对湖南的四家证券公司，我们准备的处置方案是“关三留一”，甚至四家全关也在考虑之中。为慎重起见，会领导决定派我带队，带上我们准备的预案再专程去长沙一趟，与省政府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以便尽快组织实施。
我当时有一种“钦命在身”的感觉，压力巨大。四家公司存亡系于一身，会领导交代说，这是最后一次与地方政府交换意见，你们工作要细，要认真负责。
处理方案出台背后的故事
这还有一段“趣闻”，我们在首都机场起飞前，我又接到湖南省委一位领导的电话，他“调侃”了一句我是“钦差大臣”后，就问我下了飞机能否先去他办公室一趟。因为他是我在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工作时的老同事、老领导，我当然立即答应。在他办公室，他先以“老朋友、老同事”身份，给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湖南这四家证券公司违规挪用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金额巨大，一旦收不回来，将给湖南经济、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一大笔钱没了，一大批干部没了，大量就业岗位没了”。
四家公司财务状况我很清楚，非常理解他的担忧。听他这么一说，我压力更大了。他随后又安慰我“湖南虽然困难很多，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表态，无论国务院、证监会最后定下什么处置方案，湖南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我听了，心里踏实下来。
正是由于省委、省政府领导，尤其是徐宪平高度重视，能够结合中央、国务院及证监会处置风险要求，以及湖南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下协调一致。而且徐宪平亲自带队和我们认真分析、研判每家公司具体情况，每家公司处置方案的利弊，寻求最大公约数，既有利于问题解决，又尽可能减少社会震动，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最大限度挽回投资者的损失。经过反复论证、推算，我们逐步达成共识，对处置方案进行优化，从“关三留一”改为“关一留三”。
回京汇报后，此方案先后得到证监会和国务院的认可和批准，并以此执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处置方案是完全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湖南省政府，在证监会支持下，随后对泰阳、湘财、财富三家证券公司进行重组，通过股权转让、股票出售、债权打包处理、公司上市等一系列资本运作，不但收回了被挪用的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还“赚”到了一大笔钱，壮大了国有资本，及时兑付了投资者，维护了社会稳定。湖南的处置方案，也成为了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一个成功案例。
“老乡”聚会畅叙友情
湖南证券公司风险得到妥善处理，可以说是领导满意、群众满意、组织满意、机构满意，应该为徐宪平的政治生涯加了分。风险处置结束不久，他就晋升为省委常委，从单纯的“省政府领导”变为“省委省政府领导”了。
细想下来，徐宪平在“德隆事件”风险处置中所表现出的魄力和能力，正是与他长期在各级政府面对各种困难，以及在企业掌过舵所积累下的经验、视野和知识结构有关。
我俩因为风险处置工作结缘，进而也成为朋友。他以后每次来京开“两会”，都会专门安排一场“老乡”聚会，大家畅叙友情。此点，也足见他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他调国家发改委后，我又到杭州任职，有一段时间未见面了。听闻徐宪平在2014年12月，干了5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后退休。2016年8月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由李克强总理亲自颁发聘书。
2020年12月24日。恰逢平安夜。几位湘籍老友相约到北航“东方红酒楼”小聚，吃吃家乡土菜。多年未见，本是十分想念，兴高采烈地赴约。没想到进了房间，居然有意外之喜。不光见到了虽不是湘人，但对湖湘文化很有研究的证监会老领导庄心一同志，还见到了曾经任家乡父母官的徐宪平。
此番“东方红酒楼”小聚，当年湖南四家公司风险处置自然是重点话题，而且，庄心一是当年主管证监会风险处置的副主席，徐宪平是湖南省主管副省长，杨晓嘉是湖南当时的证监局局长，我是现场工作组组长，又是风险办副主任，陈学荣是当时湘财证券董事长。全是当事人，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大家共同一点，都很自豪，为自己曾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这一伟大“战役”而自豪，也为自己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做对了一些事，做成了一些事，感到欣慰！
临别，徐宪平拿出四本书，签名后送给我们。这是他2020年5月新出版的研究成果：《新基建：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
我回家后，闲来就翻开一读，很有启发。对徐宪平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他是高官，是学者，更是益友，是大哥！
（作者系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原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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