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加乔夫起义
普加乔夫起义(1773～1775)Y.I.普加乔夫约生于1742年，顿河哥萨克人。17岁起在哥萨克军队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和俄土战争，获少尉军衔。退役后，在顿河、伏尔加河一带流浪。18世纪60年代，俄国中部以及乌拉尔、顿河地区不时发生农奴暴动。1773年9月17日，普加乔夫在乌拉尔河畔雅克镇率领80名哥萨克起义。10月，起义军发展到近3000人，围攻南俄战略要地奥伦堡。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交战，与瑞典及其盟国法国关系紧张，无力镇压起义。普加乔夫借此有利时机发布《全民告谕》，提出鲜明的反封建口号，同时大力发展武装力量，成立军事委员会，加强组织纪律，得到广泛支持，起义浪潮席卷喀山、乌拉尔、西西伯利亚。起义军曾一度发展到两万五千人，火炮86门，不过在叶卡捷莲娜女皇的大力镇压下，起义军只得转移，转移过程中普加乔夫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1月10日在莫斯科壮烈就义。至1775年8月，起义完全失败。
17～18世纪俄国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16世纪中叶起，沙皇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加快俄国农民农奴化过程。为扩张领土，沙皇政府连年发动对外战争，战争重负大都转嫁到农民身上。遇到灾荒瘟疫，农民更是苦难不堪。因此，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博洛特尼科夫起义(1606～1607)、拉辛起义(1670～1671)、普加乔夫起义(1773～1775))。
普加乔夫起义(1773～1775)Y.I.普加乔夫约生于1742年，顿河哥萨克人。17岁起在哥萨克军队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和俄土战争，获少尉军衔。退役后，在顿河、伏尔加河一带流浪。18世纪60年代，俄国中部以及乌拉尔、顿河地区不时发生农奴暴动。1773年9月17日，普加乔夫在乌拉尔河畔雅克镇率领80名哥萨克起义。10月，起义军发展到近3000人，围攻南俄战略要地奥伦堡。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交战，与瑞典及其盟国法国关系紧张，无力镇压起义。普加乔夫借此有利时机发布《全民告谕》，提出鲜明的反封建口号，同时大力发展武装力量，成立军事委员会，加强组织纪律，得到广泛支持，起义浪潮席卷喀山、乌拉尔、西西伯利亚。
11月，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两次派兵讨伐，均被粉碎。至年底，起义军发展到2.5万人，拥有火炮86门。1774年1月，沙皇政府调重兵镇压起义。3月，起义军与政府军在塔季谢沃要塞激战，损失6000人，火炮丢失殆尽。普加乔夫被迫放弃对奥伦堡的包围，向东北方向撤退。途中在萨克玛尔斯克再败于政府军，残部500余人撤至乌拉尔山区，发动农民坚持斗争。5月，普加乔夫率部向乌拉尔草原转移，然后西进伏尔加河，于7月攻占喀山，但损失7000人。起义军转而南下，连克数城，于8月底包围察里津。9月3日，起义军在察里津附近受到从对土作战前线调来的俄国名将A.V.苏沃洛夫所部的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9月25日，普加乔夫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1月10日在莫斯科壮烈就义。至1775年8月，起义完全失败。
俄国农民起义是俄国战争史上悲壮的一页，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发展。俄国农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对俄国后代革命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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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以劳役制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地主庄园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经济、法律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处于社会最底层，实际上是农奴。早在11～12世纪，在基辅罗斯时代，王公、大贵族拥有大量世袭领地，强迫穷人服劳役。14～15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陷于被奴役的地位。1497年， 《伊凡三世法典》规定，只有在晚秋的尤里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星期，农民才能由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封建农奴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1581年，伊凡四世(雷帝)为保证地主拥有劳动力，实行禁年，剥夺农民在尤里节前后的出走权。1592～1593年，沙皇政府在全国实行土地和户口登记。凡记入地主名下的农民便成为农奴，自由人只要替他人做工达6个月以上便沦为奴仆。1597年，沙皇下诏规定地主有权追捕逃亡期未满5年的农民，农民更加牢固地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当时，农民分为地主农民、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3种。地主农民受压迫最深，既要为地主服劳役，又要向地主奉献各种农副产品，逐步失去了人身自由。宫廷农民从属于沙皇宫廷，专门供给沙皇必需品。国有农民不直接依附封建主，但要受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担负着繁重的贡税和各种无偿的劳役。
1607年颁布的法典规定，地主追捕逃亡农民的期限从5年延长到15年，收容逃亡农民者要受罚款处分，窝藏逃亡农民者要被追究。1649年， 《法律大全》明确宣布地主有权以1626年编纂的土地财产登记簿或1646～1647年的人口调查表为依据，无限期地追捕逃亡者，所有逃亡农民不论逃亡时间多久，都要连同他们的家庭、财产一起返回并定居在原来的地主领地里。《法律大全》还规定，封建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负全责，在领地内有权对农民进行判决、鞭笞、拷问和给他们戴上镣铐、锁链。除对沙皇的叛逆行为外，农民不得告发自己的主人;地主破产时，其债务要由农民偿还;地主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从此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人身、财产和司法上绝对受地主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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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9月17日，顿河哥萨克普加乔夫自称皇帝彼得三世，聚集一支由80名亚伊克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并公布檄文，宣布将古时哥萨克享有的优惠与特权赐给曾在亚伊克军中服役的哥萨克、鞑靼和卡尔梅克人。
9月18日，起义军抵近坚固设防的亚伊克镇(乌拉尔斯克)，因无火炮而放弃强攻，只留部分部队对其围困。普加乔夫率其余队伍向俄罗斯东南部的军政战略要地——奥伦堡进军。由于农民、亚伊克哥萨克、逃亡士兵、鞑靼人，哈萨克人、卡尔梅克人和乌拉尔各厂矿工人纷纷自愿参加起义军，普加乔夫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起义军在归降普加乔夫的各要塞(伊列克镇、塔季谢瓦、萨克马拉镇等)缴获了大批武器(其中包括火炮、弹药)和粮食。
10月5日，普加乔夫起义军(约2500人，火炮20门)开始围困奥伦堡，围困时间达6个月之久。为镇压农民战争并增援奥伦堡，政府派出以卡尔少将为首的讨伐队(3500人，火炮10门)，但在11月7-9日尤泽耶瓦村附近的战斗中，被奥夫钦尼科夫和奇卡(扎鲁宾)统率的起义军击溃。
11月间，由西伯利亚和辛比尔斯克(乌里扬诺夫斯克)派往起义地区的政府军也被击败。普加乔夫驻地别尔茨卡亚斯洛博达(距奥伦堡6公里)是指挥农民战争的中心。俄国各地农民自愿者云集于此参军参战。
1773年12月，普加乔夫在奥伦堡附近已拥有约2.5万人和火炮86门。农民战争席卷南乌拉尔、阿斯特拉罕和喀山两省的大部地区、西西伯利亚和西哈萨克斯坦各地。金贾·阿尔斯拉诺夫和萨拉瓦特·尤拉耶夫率领巴什基尔人民揭杆而起。在叶卡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别洛博罗多夫)、车里雅宾斯克(格里亚兹诺夫)、萨马拉(古比雪夫)(阿拉波夫)、斯塔夫罗波尔(杰尔别托夫)，昆古尔和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库兹涅佐夫、萨拉瓦特·尤拉耶夫)，亚伊克镇(托尔卡乔夫)等地出现了许多由杰出的军事首领领导的大的起义中心。普加乔夫统率的主力部队是起义军的主力。
普加乔夫行伍出身(曾在哥萨克军中任少尉)，竭力使其部队具有某种正规军的编制。起义军由团(通常每团500人)组成，团下辖连(每连约100人)，各连设百人长或由大尉指挥。指挥官由士兵会选举。许多团，连按社会出身(农民、工人、亚伊克哥萨克、士兵等)、民族(巴什基尔，鞑靼等)或地区特征编组。主力部队和各团颁发军旗，上面写着普加乔夫命令中的口号。起义军驻扎在别尔茨卡亚斯洛博达时学习军事：劈刺、枪炮射击，挖地道、埋雷、筑掩体等课目。普加乔夫及其统领们曾试图使各团与各支队进行协同作战，组织侦察，并力求加强纪律性。
为表彰有战功者，颁发奖章，这些奖章是用银质卢布和沙皇的勋章改制的。为领导起义，普加乔夫于1773年11月建立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774年8月底。军事委员会成员有：维托什诺夫、希加耶夫、特沃罗戈夫、波奇塔林、戈尔什科夫等人(后来成员有变化)。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各路起义军作战，组织乌拉尔各工厂的武器制造;起义军兵员补充、粮秣和武器供应;同抢劫行为作斗争，等等。除军事职责外，军事委员会还执行行政司法职能。奥夫钦尼科夫是这次农民战争中颇有才干的统领之一，他主持的出征枢密署是普加乔夫的参谋部，主力军的作战由普加乔夫亲自指挥。所有作战行动都是在普加乔夫直接领导下组织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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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最终失败了。失败的根源在于运动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及其领导者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普加乔夫及其拥护者是群众君主专制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地主，但却拥护“好沙皇”。这是天真的君主观念的典型表现，形成这种观念的基础则是俄国农村的宗法制度。统治阶级和国家使用正规军队、行政和警察机构、财政、教会和管理国家的历代经验来对付人民的自发性暴动。
列宁在谈到农民战争失败的客观原因时强调指出：“从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开始，……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组织性较强、觉悟较高、武装较好的少数怎样迫使大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战胜大多数”。在这次农民战争中，被压迫人民群众表现出非凡的英勇气概和果敢精神，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组织者和卓有才干的军事首领。这次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它客观上对俄国的社会发展起了进步作用。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已作为沙俄时期人民群众为摆脱农奴制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最光辉的表现载入史册。
1773-1775年的农民战争，无论在力量、团结，阶级划分、组织成份与觉悟程度方面。还是在社会口号的明确程度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方面，均超过以往的所有农民战争。人民虽然遭到惨败，但却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次农民战争动摇了人民认为对封建制度天经地义的这种信念，加速了地主专制制度的崩溃。在这次农民战争的影响下，十八至十九世纪俄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又有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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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最终失败了。失败的根源在于运动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及其领导者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普加乔夫及其拥护者是群众君主专制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地主，但却拥护“好沙皇”。这是天真的君主观念的典型表现，形成这种观念的基础则是俄国农村的宗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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