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女生遭同学辱骂跳楼身亡：母亲只求道歉，为何她会这么做？
陕西西安某中学一名高三女生跳楼身亡，引发媒体舆论关注，据当事女生母亲反映，女生生前常被同学辱骂，因此认为女儿跳楼与同学辱骂有关，并表示不需要一分钱的赔偿，只要求辱骂女儿的同学站出来道歉。
应该知道，根据既定的“监控视频画面”，当事女生的“跳楼行为”很有可能被判定为“自杀行为”，因此，在法理上，即使当事女生跳楼前遭到同学的辱骂，也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辱骂本身，只能说存在着某种边缘责任(道德层面)。
然而，当码宴银事女孩母亲提到的“经常辱骂的事情”却成了事件的转折点，即当事女孩属于被欺负的角色儿，而当事女孩因当事女孩受到辱骂，当事女孩母亲曾向老师提出要求换个座位，但被老师拒绝。这样看来，似乎当事女生的跳楼行为变得复杂了，但依然和同学的辱骂难以构成因果关系。
由于在具体的因果关系中，所谓的“辱骂”只是当事女生自己认为，很可能是辱骂女生的同学来看，那只是正常同学的“争吵”，所以对于事情的因果关系的建构，就变得有些困难了，至少从法理逻辑上来说，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应该是辱骂推动了跳楼行为，但是跳楼行为背后的心理失衡图景并不能准确地描述。
归根结底，“心理不平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引发特定极端行为的原因常常是长期不平衡的结果。这样，“监控视频画面”显示跳楼“自杀”，那么既定悲剧的重演只能依靠当事女孩生前的细节来编织，但很多时候却也只能是一道切口，难以进入具体严谨的逻辑框架。
最后，作为迟宴当事女孩的妈妈也应该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出现“不补偿，只求道歉”的诉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从这个问题来看，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当发生了“自杀事件”时，当事女孩的母亲也只能通过“请求道歉”的方式，对辱骂女儿的同学施以“社交死亡”的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女孩跳楼自杀的真相就完全暴露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体策划报道题目时，之所以没有用“高三女生被同学辱骂跳楼致死”，可能不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原因不明，而是因为这本身看上去有点荒谬。尽管对于当事女孩跳楼身亡，我们对家属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但是对于“骂就骂去找死”的行为，还是觉得有些太“低自尊”了。
这并不是说要为“被骂去寻死”负责，而是说，也许他(她)在已确立的生命觉解过程中，总是找不到支撑建立自我价值的东西，以致于有人辱骂自己，让他们觉得不值得活着，当然祥罩，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他(她)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他(她)都感觉不到存在感，包括最亲密的关系。
以此为切入点，理解所谓的“人之有价值”与“人之无价值”，似乎更容易些。其实，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所以感觉自然也不一样，这种情况下，在处理人生困境时，除了最大限度地审视自己的感觉外，更要跳出感觉找不到的可能性。
此外，关于校园霸凌的报道虽层出不穷，但所呈现的画面却多为“拳打脚踢”，即只有在被霸凌者身体不适时才会被发现，从而导致言语侮辱式的霸凌经常被忽视，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说到底，“口是心非”难以取证，管理也不容易。
所以，作为学校和教师，要定期对学生进行相关的心理干预，让学生知道霸凌是什么，遇到霸凌该怎么解决，只有这样，霸凌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于从现实困境来看，霸凌者与被霸凌者大多为“法盲”，对霸凌的理解是“拳脚相加”。
而对霸凌者和被霸凌者来说，其实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人，他(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心理上自卑的人，霸凌者属于依靠霸凌行为来掩饰自己的自卑，被霸凌者属于自卑导致的自卑，总之，但凡有足够自信的人，是不会轻易欺负别人，也不会轻易被欺负的。
同时，在具体的“反霸凌”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家属，还是公众的呼吁，都是建立在管理的层面上，即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管理，好像霸凌行为可以迎刃而解，可事实上，作为“反霸凌”，除了管理上的约束外，作为被霸凌者也要勇敢地反击，至少要有“打回去，骂回去”的直接反应。
《高三女生疑遭同学辱骂跳楼身亡》一文中，当事女生的母亲提到，女儿生前常被辱骂，并提到女儿曾与自己谈过此事，但并未提及女儿如何面对霸凌。那得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毕竟都已经是高三了。
一般而言，作为高三学生，如果无缘无故地辱骂同学，这不仅仅是一个霸凌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人品问题。由于都快成年了，如果还不能用大人的方式交流，那无缘无故的辱骂就是欺负人，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骂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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